长江商报消息 被认为最敢直面舆论的发言人王勇平，最终还是未能扛住舆论的压力。8月16日，他被铁道部免除了新闻发言人的职务，和铁路降速一起，成为当日的大新闻。这离王勇平上一次高调亮相已过去二十多天。7月24日，在甬温线特大交通事故发生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因为“这只能说是个奇迹”、“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的言论，王勇平陷入舆论漩涡，随后淡出了公众视线。

截至今年，56岁的王勇平在发言人任上已经度过了8年时光，8年间，围绕这位“黄埔一期”学员的批评和质疑从未间断。

“他是性情中人”

动车事故之前，京沪高铁技术故障不断，2011年7月14日，王勇平选择人民网强国论坛回应外界质疑，人民网是王接受采访最多的媒体。

有人怀疑高铁应对恶劣天气能力差，王勇平说，高速列车这种快速敏感的反应不是“娇嫩”，而是高科技的必然体现。在王看来，高铁虽不能保证不出故障——因为这是“磨合期”的正常现象，但能确保乘客安全。

表面看来，王面对这些质疑相当气定神闲，但在私底下却备感压力。

在温州动车事故的几天之前，王旭明曾在一个活动上碰到过王勇平。王旭明当时已能感觉出王勇平的疲惫、焦虑和压力。“记得我最后的一个问题是，我最担心如果高铁塌陷、动车碰撞或出轨怎么办，该如何应对？”王旭明回忆，王勇平回他：“我也是最担心这样的事情啊！”

王身上有着许多“黄埔一期”新闻发言人学员一样的共同经历，下过乡，插过队，返城后做了铁路工人，他的一位友人后来回忆说，“再后来圆了自己年少时的梦想，做了名新闻记者，再后被调到广州铁路局机关当了宣传干部，党委宣传部长。”

2007年4月18日，铁路第六次提速第一天，D字头的动车开车，王勇平接受采访时说：“提速列车运行安全是有可靠的保证的，如果没有100%的把握，我们都不会开行这种时速的列车。”京沪高铁通车一周后，他做客新华网时说：“中国高铁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造的人间奇迹，是我们国家实力的象征，每个中国人都为之感到骄傲和自豪。”

对于这位以敢言著称的发言人而言，质疑非但没能让他退避三舍，反而让他变得异常兴奋。有接触过他的记者说，“他是性情中人，对于质疑毫不回避，坦诚以对。”

一以贯之捍卫铁道部

他一以贯之地捍卫铁道部。今年7月，一些日本媒体说中国高铁是“盗版新干线”。王勇平说：“什么叫‘盗版日本新干线’？这有点大言不惭了。新干线与京沪高铁完全不在一个相提并论的层次。”

2010年7月，记者问王勇平：“从现在到2012年都是中国高铁的大发展时期，仅未来三年，高铁的投资就将超过9000亿元。钱从哪里来？”

他说：“2004年《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刚出来时，我们自己也担心，但我们部长是有战略气魄的，他说：我从来没有为钱的问题担心过。只要我们有办法，钱就不是问题。”

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王旭明——

“发言人不能超过权限”

新闻发言人有个原则，就是必须在得到授权的情况下发言。没有得到授权，公众又特别想知道，那对不起，你不能埋怨新闻发言人。

——王旭明

8月17日下午，当记者在语文出版社见到王旭明时，他正在接受来自媒体的电话采访的轮番“轰炸”。7月28日，王旭明在博客上写了一篇《写给勇平兄的一封信》，“借题发挥”探讨新闻发言人制度，这篇博文后来也被媒体竞相转载。可以说，在整个“7·23”事故中，王旭明成了最积极、最活跃的网友之一。

三年前的7月18日，在教育部关于资助贫困学生政策的中央媒体吹风会上，王旭明完成了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的最后一次亮相，后调任语文出版社社长。

与王勇平同为中国新闻发言人培训班“黄埔一期”学员，王旭明曾说自己承担着一项伟大的使命，就是“为了公开”，但其在五年的任职期内，却先后因“中国教育成功论”“名校生养猪论”等陷入争议。

发言人的权限有边界

记者：到底怎么做新闻发言人才不会两头都不讨好？

王旭明：新闻发言人是个舶来品，进入我们国家的时间很短，我们国家的官员不习惯面对公众讲话，只有通过新闻发言人。其实新闻发言人的职责和权限是有边界的。公众对新闻发言人寄予了很高的期望，甚至超过了他的权限、职责，这可以理解，但不现实。

记者：你所说的界限是？

王旭明：新闻发言人有个原则，就是必须在得到授权的情况下发言。没有得到授权，公众又特别想知道，那对不起，你不能埋怨新闻发言人。

记者：那新闻发言人主要能做什么呢？

王旭明：我认为主要是四个字：事实、态度。事实就是有一说一；态度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当下许多新闻发言人，最该着力解决的就是在表态上好好研究。这四个字听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比如关于一个道歉可能就有千姿百态，不同态度会得到不同效果。

另外，新闻发言人在面对特大突发事件的时候，一定要会说“这个事情正在调查中，我们一有情况、最新线索，马上向你提供”。突发事件发生后最忌讳两件事：一是不说，什么都不说，打死不说；第二是说死了，说肯定了，就是它了。不幸的是我们很多新闻发布会，要么什么都不说，要么一说就肯定了。

铁道部欠缺危机处理经验

记者：你在文章中建议，凡发生突发事件，事故所在地区和部门的主要领导如无特殊情况，必须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王旭明：第一次高铁出事，当然应该要部长出席了。事实证明，温家宝总理能出席记者招待会，能献花圈，能到殡仪馆，能与死难者家属面对面，铁道部部长为什么不能？当地主要领导为什么不能？总理所做的一切并非总理特权和专利，而应成为处理危机公关的普遍原则。如果说要批评甚至惩罚的话，应该批评的是部长、副部长和相应的官员，也包括当地有关官员，而不是新闻发言人。

记者：所以整体上看，这次铁道部的危机处理经验还是有所欠缺的。

王旭明：对。我觉得应该说铁道部在这次事故当中，不仅仅是发言人的问题，不仅仅是没有说好的问题，更主要的是没有做好。工作没有做好，将发言人推到前面去，不是一个发言人没有说好的问题，是你工作没有做好。

“最该反思的是

新闻发言人制度”

如果系统自身出了大漏洞，单靠新闻发布这块小铁片，如何能补？过多强调新闻发言人的“会不会说”，实际上“能不能说”更加重要……

作为“后SARS”的第一批部委发言人，王勇平无疑是公认的佼佼者。

2005年11月，国务院新闻办组团访美，里边包括来自中央部委和省市的31名政府发言人，访美归来，王勇平写就《彼岸掠影》，谈如何“牵着境外媒体走”，如何在记者中建立起自己的信誉。

王勇平经常告诫自己，“作为新闻发言人，我们要尽快提高我们的自身素质。首先要做到诚实，不能虚伪、作秀，真实是取信于民的前提。”“什么问题可以完全发布，什么问题暂时还不能说，什么问题需要保密，话要说到什么样程度，这都需要新闻发言人恰当把握。”

王勇平一直说记者不是敌人，是朋友。在之前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从这些反对声音当中，是不是有些合理的东西值得我们吸取？”只要是有人写关于铁道方面的书，不管是普通记者，还是普通文学爱好者，王都会欣然作序。

另一方面，媒体又让他最为伤神。他对记者说：“我们在拼命做的时候，有些媒体在拼命炒作。说实在的，200万铁路职工拼命干，拿出的是整个民族整个历史都感到骄傲的东西，我们不说是成为大家都非常敬重的民族英雄，但是不至于这么挨骂。”

在铁路系统内部人士看来，在部委新闻发言人中，王显得“勤恳友善但个性不足”。他不会像前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一样炮轰“媒体无知”，也不会像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倡议针对个别媒体记者建立黑名单制度。“他就是不停地在解释不停地在解释”。

一位曾和王打过交道的铁道部官员说，碰到大家意见不一的地方，王喜欢说：“你不懂”。

可王勇平本人不过是一个服务了铁路宣传20年的人，并未涉及具体的铁路业务。要求他“无所不知”，难免苛责，上述人士告诉记者，“铁道部的新闻发言人，首先需要面对的是两百多万人的铁路系统，工种复杂，专业化程度极高，他不可能对每一个东西都了解透彻，他不应当成为唯一的发声渠道”。

“这个专业发布会，发言人应该是往后退的，应该有更合适的人出面，但王还是出来了。”一位与王私交甚笃的记者说，在国外，发言人一般都由副部长级别的人担任，首先在这个系统内可以拿到相对真实的消息，信息畅通，但王作为铁道部政治部宣传部长，司局级干部，别人凭什么给你材料？

复旦大学传播学教授张志安认为，最该反思的是新闻发言人制度。他在微博中说，如果系统自身出了大漏洞，单靠新闻发布这块小铁片，如何能补？过多强调新闻发言人的“会不会说”，实际上“能不能说”更加重要，一把手决策比发言人更关键；信息公开制度缺乏保障，新闻发布本质上是政治口红。

本组稿件据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

北京市政府新闻发言人王惠谈7·24新闻发布会——

“至少有4点教训”

铁道部原新闻发言人王勇平的去职，引发公众对新闻发言人群体的持续关注。王勇平主持召开的“7·24”新闻发布会到底有哪些失当之处？新闻发言人应恪守哪些原则？记者昨日对话了北京市政府新闻发言人王惠。

记者：王勇平主持那场新闻发布会后，你们交流过吗？

王惠：在温州动车事故发生前4天，我与他一起参加了2011年度金话筒奖颁奖典礼。但事件发生后没有与他交流过看法。我想，王勇平有他的很多难处，发言人的工作不是发言人一个人的事情，而是一个政府信息公开的机制，应该有一个团队来工作，尤其是处理如此复杂的重大突发事故，让一个发言人单枪匹马地去应对，是很危险。

记者：但当天的新闻发布会确实有很多失当之处。

王惠：我想至少有4点教训，以后其他新闻发言人是可以吸取的。第一，应该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获得授权并准确表达政府处理事件的态度。应该说，王勇平准备不足，对于这场新闻发布会和说出那些话(“这只能说是个奇迹”、“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的风险性研究不够。第二，这是一个复杂的重大事故，关于技术问题的准确信息，应该邀请一位了解情况的工程技术专家到场来回答。第三，发布会应该恪守新闻发言人的两条原则：说真实的事实和说政府的处事态度。应该说，王说的这些话既不是真实的事实，也不是政府的态度。第四，面对记者追问，甚至故意的激怒，不能和记者打口水仗。

记者：很多时候，当媒体想知道的消息，政府确实还不想发布，该怎么办？

王惠：当发言人这么多年，我从没说过“无可奉告”。我做过记者，知道记者在截稿时间之前必须要写出新闻，不然没法跟总编交代。所以，如果你不能给他一瓶水，那么你可以给他一片西瓜解渴。

记者：你当新闻发言人这么多年，在中外媒体圈都很有名。你坚守的原则是什么？

王惠：我的原则是八字方针：充分准备，实话实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