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商报消息 甘肃某小学2004年就推出变色绿领巾，而绿领巾最初诞生于上海时并无区分学生好坏的含义。

10月下旬，小齐（化名）有些苦恼，这名西安未央区第一实验小学的一年级学生，被老师安排，戴上绿领巾，因为他调皮，学习不好。学校一年级90多名学生，约有一半人戴上绿领巾。

小齐不想戴，他觉得和其他人的红领巾相比，绿领巾不好看，“可是不戴，老师会在班上点名批评”。

绿领巾起源于上海，最初没有任何奖惩、褒贬的含义。

1965年，毛泽东同志指示，要考虑恢复三个团的问题。要成立共产主义少先队、共产主义儿童团。把少年和儿童分开，根据不同年龄特点进行教育，这是当时的主流思想。儿童团作为少先队的预备队。

试点于1980年在上海进行。那年春天，上海市虹口区第三中心小学的一年级学生，全部戴上绿领巾，从而成为小红星儿童团成员。

此后上海方面规定，一年级入学的儿童在12月4日这天统一加入小红星儿童团，统一佩戴绿领巾。在二年级的6月1日再统一加入少先队。

儿童团迅速在全国16个省市铺开。

在一份关于儿童团的总结报告中提到，实践证明：建立儿童团，大小孩子都高兴，老师家长都欢迎。因为儿童团组织形式适合低龄儿童特点，使少先队在学校中更加充分发挥了团结教育全体儿童的组织作用。

2004年，绿领巾逐渐“变色”。

北京、抚顺等一些小学，给低年级学生佩戴粉领巾。有家长形容，那就像红领巾质量不好褪了颜色。只是粉领巾并未区分好学生、坏学生，凡是一年级学生统一佩戴。

也就在那年，绿领巾“移植”到甘肃，开始走样。它成了区分、而不是团结儿童的标志。

甘肃定西市临洮县第二实验小学，从上海、北京等地引进“先进经验”，将一年级学生组织成苗苗团少先队，全部佩戴绿领巾。

到了二年级，一部分达到条件的学生可以加入真正意义的少先队，开始戴红领巾；还有一部分学生即使达到加入少先队的年龄，但由于学习、思想品德等方面还达不到要求，仍然戴绿领巾。

此事让一些家长、学生承受了不小的精神压力。

共青团中央立刻发表意见，认为这是对学生的歧视，要求地方少先队组织彻查此事，同时在全国清查“变色红领巾”问题，杜绝这种情况再次发生。

“N道杠”的优越

本应队员选举的中、小队长在许多学校改由老师任命，以激励好学生；武汉还推出“五道杠”，现被取消。

王伟发现，自己从小到大，都生活在各种激励机制中，除了少先队的红领巾被用来激励学生外，任命各级队长，也成了激励学生的方式。

虽然在《中国少年先锋队章程》中规定，小队长和中队、大队委员会都由队员选举产生，半年或一年选举一次。但在现实中，大多数学校都采用老师任命的方式。

张志兰会选择成绩好的学生担任小队长，而对于中队干部，她采取指定和民主并行的方式。她先列出候选名单，再让学生选出最终的体育委员、文娱委员、宣传委员等中队委员。

这些候选人，必须有体育好、有文艺特长、写字漂亮等各种长项，还必须要成绩好，这样既能成为老师的得力助手，又能为同学树立榜样。

施翔在小学时和王伟同班。他一直是老师张志兰心目中的好学生，成绩总是前三名，还代表全班参加校运动会。他是班里的中队长。

施翔回忆过去，发现当初一道杠、二道杠能激励他的，更多的是一种对权力的迷恋和优越感。

施翔说，班上，小队长负责小组纪律，收发作业本；中队长负责组织班级活动，维持班级纪律等；大队长则可经常组织参与全校活动，代表学校参加全市活动。“级别越高，权力越大。”

施翔喜欢上自习课，全班同学都在座位上写作业，他可以搬着凳子坐在讲台上俯视全班。如果有同学交头接耳，他就举着教鞭猛敲讲台，然后起身在黑板上记录下名字，移交班主任惩罚。

若干年后，施翔反思自己臂上的“二道杠”，“是一种权力的迷幻，陷入自己高人一等的自恋中” 。直到毕业后在一家国企工作数年，施翔多年的优越感才逐渐磨平。

而今年5月，媒体报道出，武汉少工委还开发了“四道杠”、“五道杠”，他们分别担任“区总队部队委”和“市总队部总队委”。社会舆论随即表示，那些戴“四道杠”、“五道杠”的孩子，太“官腔”，太“官相”。

10月21日，武汉市少工委副主任、团市委少年部部长刘阳告诉记者，依据全国少工委下发的通知，要求规范少先队队标，武汉已取消“四道杠”、“五道杠”。

走形的“红领巾”

许多小学实行“好学生”先戴红领巾，“差生”后戴；全国少工委称，少先队章程无分批入队规定，属执行中走形。

王伟也注意到最近的绿领巾风波，他一直有着“领巾情结”，虽然他现已28岁，目前从事钢材营销的工作。他说，差生戴绿领巾是歧视，不让“差生”戴红领巾其实也是一种歧视。

上世纪90年代初，王伟就读于安徽省一所省重点小学。因为上课爱说话，作业经常完不成，考试成绩总徘徊在后五名。

二年级时，他看着班上同学一个个戴上红领巾。他也想戴，“因为光荣，老师常说红领巾代表队旗的一角，是用革命先烈的鲜血染成。”但因成绩不好，他总戴不上。

老师鼓励他，要努力学习，争取进步，就能戴上红领巾。

王伟也想听老师的话，好好学习，可是怎么努力，就是提不起兴趣。“但是对语文、数学没兴趣，就是差生吗？就不能入少先队，就不能渴望光荣吗？”

三年级的一个假日，他偷偷戴上表姐的红领巾，去书店“招摇”的情形，他至今都记得。

长大成人后，王伟翻阅过《中国少年先锋队章程》，章程规定，凡是6周岁到14周岁的少年儿童，愿意参加少先队，愿意遵守队章，向所在学校少先队组织提出申请，经批准，成为队员。

王伟这才发现，章程里没有成绩要求，只要年龄符合，愿意遵守队章，就能成为少先队员戴上红领巾。

张志兰（化名），王伟的小学班主任，她还记得王伟那时上课爱做小动作。她说，既然是按批次入队，她就会选择遵守课堂纪律、发言积极、成绩好的学生，“如果王伟第一批加入少先队，其他同学肯定会有意见”。

在中国，许多小学都是让学生分批次加入少先队，优秀生总是第一批戴上红领巾，于是戴红领巾就成为激励学生的一种机制。

全国少工委宣传教育处一工作人员解释说，其实学校走入一个误区。据他介绍，1979年，第六次全国少先队工作会议上提出，“把全体少年儿童组织起来”，每个学生都加入少先队，这并不是竞争的关系。学校在执行章程的时候，难免出现一些问题，在操作中走形。

王伟是在小学四年级，才戴上红领巾，是同年级中的最后一批，而那时，他的学习成绩依旧不好。

10月17日，西安市未央区第一实验小学门口，两个放学的孩子嬉闹起来，“你学习不好，戴绿领巾，我才是真正的红领巾……”

给“差生”戴绿领巾，引发一场关于教育歧视的讨论。家长指责，此举会对孩子造成心理创伤；老师回应，这只为告诉“差生”要加油努力。

绿领巾这波未平，红校服那波又起。

包头市出现这样一批红校服，校服背面印着，“包24中优秀生 翔锐房地产”，只有该校年级前50名的学生可以穿上红校服，而其他学生只能穿白、蓝、黑色校服。赞助商翔锐地产，在激励学生同时，不忘将自己名字印上衣服。

红校服再次引起轩然大波。

因为此前，教育部刚就绿领巾作出回应，坚决反对以任何方式对未成年学生，进行好与坏的区别。

回忆童年，可以发现，学生们被各种激励机制影响着，他们在成长道路上，不停被告知，哪些是好学生，比如那些戴上少先队“两道杠”“三道杠”的；比如被市区评为三好生的；还有老师自创的各种奖励方式，让“差生”给“优秀生”送牛奶，用虚拟货币奖励优秀学生等。

这些激励机制的共性是，树立榜样，奖励先进，让学生围绕激励机制成长。

许燕不认同这样的方式。她是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院长，长期研究儿童心理。她说，当在奖励某个个体时，就会在某种程度上，证明其他个体不够好。这种不良影响，虽然细微，但会日积月累，“这对成长中的生命而言，非常不健康”。

“你不如别人”

“三好学生”常成为成绩好的代名词；学者认为，这种评选只会暗示孩子“你不如别人”。

储朝晖，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他认为，教育的激励和教育价值观直接相关。中国在1977年之后，尤其是高考成为独木桥后，学习成绩就成为评价孩子的重要标准。

“成绩好”成为了激励机制的核心，其中表现最突出的就是“三好学生”评选，在某一时期，“三好”只剩下“一好”。

“三好学生”起源可追溯到1953年。

那年六七月份，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毛泽东发表了《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特点》的重要讲话，其中，提出把“三好”作为青年团工作的方向，要求青年们做到“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

这些“青年”，其实是指全国各行各业中工作的青年，并非青年学生。不过，“三好”一经毛泽东提出，很快就被套用进教育方针。

1955年教育部公布的《小学生守则》和《中学生守则》的第一条，都提到“努力做个好学生，做到身体好，功课好，品行好”。

1982年5月5日，教育部、共青团中央联合发出通知，公布《关于在中学生中评选三好学生的试行办法》。规定“三好”标准是：思想品德好，学习好，身体好。

张志兰说，现实操作中，很难断定哪位学生的品德好不好，只有体育和学习成绩有硬指标。所以他们学校的“三好学生”评比只要体育合格，就按期末考试成绩来排。“不偏不倚，用成绩说话。”

“差生”给“优秀生”送牛奶

老师也自创激励机制，青岛四方区某初中老师规定，孩子写错一个字罚一盒牛奶，并奖励优秀生。

储朝晖认为，正确的教育评价体系应该是为学生发展服务的，评价应该围绕孩子转。但长期以来，中国教育的评价体系却是拿着标尺丈量学生是否合格，让孩子围绕着评价转。

教育过程中，老师们会自创各种新奇的标尺，来丈量孩子是否优秀。

上世纪80年代，学习好的学生可以得到小红花、小红旗或口头奖励。在如今，这种方式已经过时。

今年10月，青岛四方区出现一位“牛奶老师”。这位初中老师规定，孩子每写错一个字，就要被罚带一盒牛奶到学校，奖励给成绩好的孩子。一个孩子接连三天被罚，他带了将近一箱牛奶到学校。该校还有其他老师，要求“差生”提供巧克力，奖励“优秀生”。在家长投诉下，这些做法被叫停。

而在2006年，杭州市大关小学出现一名“虚拟货币老师”。他在三年级的班上规定，学生只要作业完成得好，上课认真回答问题等都能获得一定的分数奖励。当奖励达到一定分数后，可以选择购买虚拟跑车或者别墅，当一回“千万富翁”。

储朝晖说，让孩子围绕着评价转的激励体系，是违反教育的基本原则，它会束缚学生的天赋，培养出来的学生也很难成才。据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