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商报消息 一双拖鞋，一件宽大的格子衬衫，从忙碌中消停下来，张以庆有些居家风，他难得闲适，享受一个人的安静。1987年，离开工作十年的工厂，张以庆开始做纪录片。从《红地毯上的日记》，记录一群永远成不了世界冠军的艺术体操运动员，到《幼儿园》，他似乎一直在紧绷着弦。

二十多年的创作经历，让张以庆获得了很多荣誉，但也容易陷入孤独、忧郁。他觉得做片子就该耐得住寂寞，要学会有意无意地屏蔽自己，保持一种隔断任何外界干扰的非常态状态。

他说，之所以热衷于纪录片，受母亲很大影响，包括敏感、感情丰富、容易厌旧、喜欢新事物和孤独。在张以庆看来，这些影响远比接受的教育更关键。他的片子，文学的烙印比较深，富含象征性，还有一些碎片化地组接。

沉浸在纪录片中时，张以庆是纯粹而痴狂的。

拍《红地毯上的日记》前，他甚至花了3年时间，每天骑车去观察。片长50分钟的《舟舟的世界》，他拍摄了2100分钟的素材。虽然《英和白》中的字幕只有1000多个，他却做了10万多字的文字记录……

在他看来，纪录片是严肃的，比起资讯和娱乐来说，持久性、生命力更长久，文化含量也更高。

张以庆的作品引发过纪录片的路线之争。直到《舟舟的世界》问世，他获得了第一部学术大奖。他看重这个奖，觉得自己得到了认同，终于“松了一口气”。

这些年，张以庆一直在创作的路上——“和一群价值取向一致的人，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不需要去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不需要考虑收视率。

上个月，他完成了新作《听禅》。

在他坚持创作纪录片“应该有文化价值导向”时，粗糙的社会氛围，却在驱使大众追求商业价值。这一度使他苦恼。他忧虑没有人愿意真正为纪录片做牺牲，去打破圈内逃避现实的弊端。他希望大家不要限制题材，不要在做片子之前就给自己绑上绳子。

张以庆也庆幸，在地方电视台几乎都挤掉了纪录片存在的空间时，有着纪录片优良传统的湖北，仍然保留了“纪录片室”编制。他想，只要保存着火种，在文化真正需要走向繁荣昌盛时，再将这个火种传递下去，传播开来。

“拍纪录片需要屏蔽内心”

长江商报：你的一位朋友曾说，《幼儿园》是你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性片子，它让纪录片这株大树花开另外一枝，让你走出了长期偏爱小感觉、小情调的迷宫。

张以庆：也不是什么小情调，个人体会不同罢了。这些纪录片，在表现形式，思考的东西以及题材上不一样。只不过《幼儿园》这部片子可以让人更容易接受。如果说成熟的话，可以这么说。但在创作经历中，每个人都不一样，有可能是递进的，但不能保证每个人的每一步都是前进的。

长江商报：有很多人认为你的片子包含了很多主观性的成分，尤其是《英和白》，有人还说这部片子体现了你很顽强的主观意识。

张以庆：人的欣赏方式、宽容度不同，有些人会倾向于用老的经验去欣赏、评判。可现在，纪录片已走向了内心，走向形而上。因为意识也是客观存在的，包括心理、温度、味道等。就不能再用传统的记录过程，而应采用通感的方式，用另一种方式表现出来。

其实，《英和白》在国外的接受性更好一些，很多人可以透过这部片子看到自己。至于那些说我主观性强的人，并没有透过片子去看。再说了，做一个片子，导演从头至尾都客观存在，明明在场，为什么非要说自己不在呢？有人喜欢假设自己不在场，其实这也只是拍摄手法的问题，并不重要。

纪录片，要用个性去体验本质

长江商报：你倾向于拍什么题材的片子？

张以庆：有文化价值的题材都可以做纪录片，包括审美、思想以及人文价值等。我个人还没涉入史料类纪录片，觉得个人长处不在这里。但纪录片还是要表达人，不可以分得那么机械，也需要一些象征、含蓄的手法引发思考，这样好看也耐看。

纪录片要体现一种文化功能，并不是娱乐功能。其实，在这样一个粗糙的社会，并不需要像好莱坞大片那样，追求感官刺激和震撼，人都需要有一些柔软的手去抚摸心，抚摸情感、情绪。

长江商报：拍片中，你是什么状态？

张以庆：拍纪录片，一个人待着，是一种功夫，需要屏蔽内心。只有进入这种非常态的状态，切断社会联络，排除其他干扰，也才能保持精神集中，激情地保持思考的连续性。其实这也是自然产生的，就像谈恋爱一样，当你喜欢上一个人时，你的全部心思会集中在对方那里，在这种激动状态中时，就会有排他性，甚至茶饭不思。就像创作，也是需要保持这种状态，不可能再去打麻将什么的。我在这期间，吃东西也比较简单，泡面、速冻水饺之类的。

拍片要习惯于“非常态”

长江商报：拍纪录片需要进入一个人的生活，就如我们面对采访对象，有一种矛盾心理。那你怎么看这种责任和伤害？

张以庆：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侵扰和掠夺。但我们是真诚的，善意的，非商业性的去记录有价值的东西。《英和白》中，英死了两年了，但通过纪录片的记录，帮它留下了一份珍贵的记忆，是永恒的，也算是对被记录者的一种补偿，对被记录者而言，也是有价值的。不过利用了别人，不能得意洋洋，应该将这种伤害降到最低程度。

长江商报：有没有哪部片子删除了一些你原本很想保留的东西？

张以庆：我觉得每次剪辑都是恰到好处，也不觉得删掉什么心疼。之所以心疼，还是觉得“孩子是自己的好”。我剪片子遵循一个原则是“老婆是别人的好”。这时候，就需要找到另外一个自己，代替观众，对片子进行苛刻的挑剔。

尽量降低对被记录者的侵扰和伤害

湖北纪录片

不要迷失文化方向

长江商报：评价一下湖北的纪录片。

张以庆：湖北的纪录片在全国发展已经很不错了，湖北是有这个优秀传统的，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在国际上也有地位。在全国范围内，地方台基本上都取消纪录片，都以收视率为主。而湖北还有 “湖北纪录片室” 这个建制，去年也出了作品的。

其实，从各种资源优势看，也就纪录片这一块，地方台算是和中央台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了。我也希望纪录片这块在今天的混乱中不要迷失方向，不要断了脉。留一些火种，等到真正需要文化大启蒙时，再随时将它启动起来。

长江商报：在湖北谁比较有潜力？什么样的人，最适合拍纪录片？

张以庆：这个不好说。但要拍纪录片的话，要有文化追求和文化修养，要有激情，有独立思考能力。

长江商报：一些影评指出，我们的纪录片更多的是注重形式而非内容，这是除“文化隔阂”外，不能在世界上获得整体推崇的重要原因？

张以庆：其实，我们就是一个纪录片的资源大国，只是很多题材我们没有挖掘到。而且，趋向就是我们都在追求经济价值，而忽略了文化价值。这不是形式和内容等手法的问题，也不是制作问题。我们所追求的东西，就不是纪录片这个文化类的方向。

前段时间我担任四川电视台国际纪录片评委，当时中国拿出了300多部片子，其中200多部都是少数民族题材的，一下子让“少数”成了“多数”。而且，大多制作比较粗糙，没有对现实地思考。感觉整体是在下降的，总体上是滑坡的，是逃避现实的。纪录片现在在各个电视台都处于边缘化，而且都很强调市场化走向。

实际上，它的属性问题需要重新探讨，到底是商业更重要还是文化更重要。现在很多年轻人做片子，都不大用功，不会深层次的投入和牺牲。

本报记者 王巧爱

张以庆

1954年生，湖北电视台纪录片独立制片人、高级记者、中国纪录片学术委员会理事。

主要代表作有纪录片《舟舟的世界》（1997年）、《英和白》（1999年）、《幼儿园》等，分别被译成英、法、德、日、荷兰语等，进入欧美主流媒体。近年来，在电视专题片、纪录片方面共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1个、国家级政府一等奖3个、中国电视“金鹰奖”2个、中国电视纪录片学术最高奖2个、国际大奖4个、国际大赛提名奖8个。

曾获“湖北省劳动模范”、“湖北省新闻名人”、“全国广播电视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第五届范长江新闻奖得主。

【人物名片】

张以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