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商报消息 本报特派记者 孙明 发自江西都昌、湖口

要是6年前没有参加中科院武汉水生所江豚调查项目，鄱阳湖39岁的渔民詹北山可能依旧像父辈一样，不会过多关注时常在渔船边出现的江豚。

如今，他作为一名保护江豚的渔民志愿者，积极参与都昌县鄱阳湖水域的江豚救护工作。在他带动下，湖边有一百多名渔民参与。

关注江豚的他，在考虑多打渔赚钱养家时，也会思考“滥捕滥捞、船运、污染、采砂”等因素给江豚带来的致命影响。

近年来，这个在当地纯靠打渔为生的汉子，愈发感觉到在湖里讨生活的艰难，特别是去年春夏连旱，打击甚大。

他认为，在湖中鱼儿减少后，人与江豚在湖中争食，江豚肯定争不过人。他每每去处理死去的江豚，会感到内疚。

近不惑之年，他想象着将来在湖边过一种美好的生活--“水好，鱼多，人与湖，与江豚和平共处”。

现状

鱼少了，江豚食物也少了

作为一名江豚保护的志愿者，詹北山心里很不好受，“每次看到死去的江豚，我很内疚”。

4月19日上午10时左右，因休渔期在家休息的詹北山接到电话，有渔民在永修县地界名为“飘儿头”的湖边发现一头死去的江豚。

詹北山立即驾船前往，看到眼前的情景时，一脸严肃，“死了大概有20多天，雌性，长1.2米，重60公斤，已经腐烂。”

当天下午1时许，他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中科院武汉水生所的专家，并用专家专门派发给他的卡片相机为死去的江豚拍照，后将照片传给武汉的专家。死去的江豚被掩埋处理。

作为一名江豚保护的志愿者，詹北山心里很不好受，“每次看到死去的江豚，我很内疚”。

上个月29号，鄱阳湖支流乐安河南桨水域，发现3头搁浅江豚，每头重约40公斤，生命垂危。

“当时专家也赶到了现场，十几个人花了半天时间，将它们成功转移到深水区。”詹北山特意强调，转移江豚时，手指甲不能长，以免伤及江豚的皮肤。

这次救援成功，令他很高兴。这样的救护工作，他已经从事三年。

根据媒体报道，去年11月24日，在鄱阳湖都昌县印山水域，发现了一头体长约60厘米，重约40公斤的死亡江豚；今年3月8日，鄱阳湖九江钢厂第四码头附近，一头江豚遭船舶螺旋桨击中而死亡；3月中旬，赣江南昌县红星垦殖场“将军洲”的堤坝边，漂浮着一头死亡多日的江豚；4月5日，一头江豚横尸鄱阳湖九江姑塘海关遗址附近湖滩上；4月14日，彭泽芙蓉墩镇靠近长江的江中岛一处沙滩上发现一头死亡的江豚……半年的时间，在长江九江段和鄱阳湖水域，先后发现5头死亡的江豚。

詹北山介绍，这样的统计并不完全准确，渔民有时发现了死去的江豚，也可能不向相关部门报告，因为这不属于自己的职责范围。

去年旱灾发生后，鄱阳湖鱼类资源受损严重，詹北山打渔收入只有2万多元，是近几年来最少的一次。

他曾担心江豚的食物来源问题，“几十年一遇的大旱，肯定受影响，鱼少了，吃啥？”他事后分析，这两次江豚搁浅及死亡，与江豚顺水捕捉小鱼有关。

这位有着30多年湖上生活经验的渔民介绍，近来雨水较多，鄱阳湖水上涨，江豚在顺水捕食时，误入浅滩搁浅，再遇到水落，很容易脱水死亡。

他从小没有读过几天书，不读书看报，听说洞庭湖也有江豚死亡事件，他相信“有些肯定是饿死的”。

他的判断在于，去年环境条件相对较好的鄱阳湖受灾严重，其他地方的情况会更糟糕。

在多年的江豚保护志愿者工作中，他的担心还有更多，采砂、过度捕捞、水质污染都会对这种“水中精灵”造成致命伤害。

追忆

小时候，曾看到江豚成群出现

詹北山清楚地记得，小时候，父辈们打渔时，时常可以看到，湖中的江豚成群的出现，最多有二十几头。

詹北山的爷爷、父亲都是渔民，他是第三代。

他生于1973年，家中兄弟4个，现在除了在外打工的大哥，三兄弟依旧靠打渔维生。按照他自己的话说，“在母亲肚子里就是渔民，出生后的第二天被带上船，在船上长大。”

詹北山选择像父亲一样做渔民后，与小时候的成长环境有很大关系。

“虽说那时打渔辛苦，每天起早贪黑，收入却比岸上国家干部要高。”父亲对他们兄弟几人的将来打算，打渔应该是相对较好的出路。

1994年，21岁的詹北山曾放弃打渔，到汕头打工。没上过几天学的他坚持了两年，重新回到了鄱阳湖边，“没文化，受人家的气。”

结婚后有了大女儿，他自己也有了一条船，靠打渔，一点点地积累着家业。

詹北山清楚地记得，小时，父辈们打渔，都是小木船，用滚钩，只打大鱼，留下的小鱼可以休养生息。打渔时，湖中的江豚时常可以看到，成群的，最多有二十几头。而现在却看不到这样的景象，“这几年看到的只有三四头”。

现在，詹北山自己有3条渔船，一条8吨，一条4吨多，还有千余斤的小船，用来到浅水处放虾笼。

兼顾跑运输的二哥和靠造船的四弟分别有一条船。遇到出船打渔与各自的生意分不开身，詹北山时常替兄弟在湖中照看渔船。“现在船的吨位越来越大，打渔的渔网网眼越来越小，真会有山穷水尽的那一天。”

近20年的打拼，在湖上曾因风浪遇险，他还是坚持下来，打渔人的劳累，使他想着让自己的孩子不要再靠湖讨生活。

如今他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老詹的负担和希望都在孩子身上。

大女儿未读完初中，就跟随亲戚到广东打工，“没有舍不得，只希望孩子将来过得比我好一点。”为了让小女儿和儿子好好读书，詹北山不惜责骂孩子。14岁的女儿和11岁的儿子却不能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

“现在打渔不好打了，再想着转行，心不甘。”老詹的心不甘其实是舍不得，一辈子积攒的家当，无非渔船、渔网，一转行，这些个都没有用了。

“靠湖吃湖，我有一大家子，湖里的江豚也有一大家子，都要讨生活。”为了多赚点钱，他与另外3人合伙投资，花了12万置办了一套大网。这种网长达1800米，高十几米。在围堰堑湖的内湖，这种网很适合对养殖的水产进行捕捞。

而这种围堰堑湖的做法，容易使湖泊破碎化，进而影响到江豚的觅食。

针对江豚生存存在的问题太多，詹北山有时感到困惑、无力，他只能尽到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这种动物。

詹北山介绍，其所在的都昌县和合乡青龙咀水产村有3000户居民，目前仍有30%靠打渔维生。

根据统计，在江西省鄱阳湖从事捕捞的船只有1.4万条左右。这个庞大的以湖维生的群体，与大湖本是共生共荣的关系，但也不乏酷捕滥捞，像电打渔这样的问题依旧存在。

困境

护豚，缺人缺经费

实质上是渔政人员兼顾江豚救护工作，一套班子，几块牌子，没有专门的人员，没有经费。

据了解，为保护长江江豚,我国在长江流域建立了7个江豚保护区，鄱阳湖江豚保护区为省级保护区。

去年5月，中科院武汉水生物研究所研究员王丁在九江进行学术讲座时曾经指出，鄱阳湖是江豚最重要的栖息地，在该处栖息的江豚数量在300至500头之间，占整个江豚数量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

随着长江水生物生存环境的不断恶化，江豚数量每年以6.4%的速度减少。按照目前的种群参数计算，在未来36年，江豚将减少80%，达到濒危动物红皮书的极危等级。

在詹北山看来，要想让江豚在鄱阳湖的生存得以延续，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多年的打渔经验，为人讲义气，做事认真，詹北山在当地渔民中有一定的影响力。这也是他当年能够参与中科院武汉水生所江豚调查项目的原因。

作为一名民间志愿者，他还存在一个尴尬的问题。靠他的人脉，拉起的100多人的关系网络，并不能顾及涉及江豚的所有问题。

作为志愿者，他有心出力，发动渔民掌握江豚的信息。可寻湖成本巨大，一次出船最少要300元，这笔不小的开支，令大多数渔民难以承受。

江豚保护需要专业志愿者队伍，官方也缺乏行之有效的专业保护机构。就说江西江豚救护中心湖口站，设在湖口渔政分局。实质上是渔政人员兼顾江豚救护工作。一套班子，几块牌子，没有专门的人员，没有经费。

该局办公室负责人介绍，为了鼓励当地渔民发现江豚遇险情况及时上报，他们采取奖励，每次给予100元到200元不等的信息费。

詹北山带领的渔民，每次参与江豚救护，虽说可以拿到相关部门或者专家给予的一点劳务费，可这不足以最大限度地鼓励渔民的积极性。

据媒体报道，今年1月，江西省有关部门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3396份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近一半人不愿意参加江豚救护方面的培训，另有三分之一的人不愿意成为江豚保护的志愿者。“为什么要保护江豚？保护了江豚对我有什么好处？”很多人找不到行动的动力。

詹北山设想，组织一个专业志愿者队伍，定期寻湖，对湖中涉及危害江豚的现象进行处理，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

期待

人豚不争食，和平共处

詹北山想象着将来在湖边过一种美好的生活——水好，鱼多，人与湖，与江豚和平共处。

近来频发的江豚死亡事件，让詹北山意识到人豚争食的残酷性。

有专家建议，鄱阳湖可以发展江豚旅游。江豚每隔14秒就会跳出水面呼吸一次，游客在鄱阳湖呼吸新鲜空气的同时，还可以观赏跳跃的江豚，以此促进渔民转业。

在詹北山看来，要使以湖维生的渔民转行，需要政府投入，“只是不知道，这个想法具体实施起来行不行得通？”

詹北山坦言，自己靠打渔收入水平，在同村渔民中属于中上等，还有解决不了温饱的家庭。每年三个月的休渔期，他们很难维持生计。

枯水期，江豚的死亡率较高。“水位下降，湖面缩小，鱼类减少，渔船捕捞，江豚也需要找食，被船只螺旋桨打死的现象时候发生。”作为渔民，詹北山不愿看到人与江豚争食。

中科院武汉水生所专家王克雄曾指出，随着长江干流环境的不断恶化，鄱阳湖将可能成为江豚最后的避难所。当年跟随王克雄一起调查江豚，詹北山曾考虑过这个问题，他认为鄱阳湖的自然条件好，通过对环保、捕捞、采砂、船运等问题进行系列统筹，还是能够保护好鄱阳湖。

去年，以“寻找江豚最后的避难所”为主题的“湿地使者”行动启动，来自江西两所大学的大学生志愿者曾到湖口县、星子县、新建县南矶乡与上饶市余干县康山乡四个地方进行了走访调研，对湖区江豚进行考察任务。

这令詹北山高兴，“也是对江豚保护的一种宣传，有很多年轻人在参与保护江豚，希望大家能够努力下去。”

据了解， 江豚生存需要良好的水质与环境，湿地保护将成为保护江豚的下一步重点工作之一。有专家建议要把江豚保护区上升到国家级保护区级别。

“没文化”的詹北山，尽管对专家口中的“建立鄱阳湖江豚保护网络体系，提高湖区居民生态文明意识，鼓励当地居民积极参与保护行动，组建江豚保护志愿者队伍，形成综合保护体系”等理论性的提法不能完全领会，可凭着自己多年湖边生活的经验，他觉得这些做法靠谱。

年近不惑，从事江豚保护3年，他想象着将来在湖边过一种美好的生活——“水好，鱼多，人与湖，与江豚和平共处”。

活也渔网，死也渔网。2011年3月4日江西都昌县附近湖滩得救的搁浅江豚。本报记者 王筝 翻拍

詹北山讲述19日发现一头死亡江豚的情形。本报特派记者 王筝 摄

江西鄱阳湖周边，江豚出没水域的岸边环境。本报特派记者 王筝 摄

2011年5月6日江西都昌县附近湖滩发现的死亡江豚。本报记者 王筝 翻拍

靠湖吃湖，我有一大家子，湖里的江豚也有一大家子，都要讨生活。

江豚保护，官方缺乏行之有效的专业保护机构，一套班子，几块牌子，没有专门的人员，没有经费；而对渔民而言，少量的劳务费，总无法最大限度地鼓励他们的积极性。

年近不惑，从事江豚保护3年，想象着将来在湖边过一种美好的生活——水好，鱼多，人与湖，与江豚和平共处。

——渔民老詹